国与国之间的“脸面之争”渤海国与日本究竟谁的地位更高？

　　公元727年，渤海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开始了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交往，直到公元926年渤海灭亡，渤海派遣使者出使日本34次，日本派遣使者出使渤海13次，两国友好往来47次。

　　渤海与日本交往频繁，两国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很高的积极性，友好往来是双方交往的主线，但有时也会产生矛盾，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关于两国使者所携带的国书体例以及应遵循的礼仪问题。公元727年，渤海王大武艺派遣高仁义、高斋德为大使，第一次出使日本。

　　渤海写给日本的国书，用词谦逊而得体，表现的是热情友好的感情。而日本写给渤海的国书，用词则十分自大狂傲，以大国的姿态来面对渤海。在接下来的第二次渤日交往中，日本的国书给人的感觉更是盛气凌人。

　　到了大钦茂时期，渤海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为了表示与日本的交往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在公元752年，渤海第三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这一次渤海使者慕施蒙并没有携带国书，而是“口陈来旨”。这样的做法，日本之前也使用过。

　　隋朝时，日本派遣使者来到隋朝，但因为国书问题，引起隋朝的不满，在这之后，日本派遣使者入唐，就采取这种不修国书，口陈来旨的做法，这也是为了表示与唐朝地位平等。唐朝对日本的这种行为没有理会。

　　但是渤海使者对日本做出了同样的行为，却引起了日本朝廷的很大不满。当渤海大使慕施蒙完成使命归国时，带回了日本孝谦天皇写给渤海国王的国书，这封国书，言辞甚是激烈，指责渤海不修国书、礼仪不当，以一种教训的态度对待渤海。

　　日本对于自己的大国尊严十分在意，渤海方面为了维持与日本之间的往来，尤其是贸易往来，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采取了一种较为谦逊的姿态。但是渤海显然不愿意为了迁就日本始终让自己处于低姿态的位置，在此后写给日本的国书中，并没有完全按照日本的要求。

　　为此，日本朝廷十分不满，甚至有时会拒绝接见渤海来使。公元771年，渤海派遣大使壹万福出使日本，双方又在国书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矛盾。日本天皇指责渤海国书违反常例、不知礼节，拒绝接受。

　　壹万福争辩无果，无奈之下壹万福只好修改国书，日本朝廷这才作罢。壹万福归国时，日本派遣使者回聘，在此次日本天皇写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渤海遵循高丽国的礼仪制度，渤海应与日本“义若君臣”，“朝贡相续”。

　　这是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尊严，想要让渤海以藩臣之礼来侍奉自己，而渤海想要与日本地位平等的想法严重惹恼了日本，日本朝廷是绝不会同意的。

　　渤海与日本两国在国书问题上争执不断，几经周折。渤海在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经济上获得好处，渐渐认识到与日本国书之争没有实际意义且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宣王大仁秀继承渤海王位后，在写给日本的国书中主动放低姿态，用词十分谦卑，满足了日本的大国虚荣，之后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延续了这一低姿态，日本对此甚是满意，自此两国的国书体例之争渐渐平息。

　　渤海与日本两国交往的另一个矛盾就是关于渤海使者前往日本的年限之争。八世纪末到九世纪这一段时间，渤海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十分频繁，向日本进献貂皮等土特产品，日本为了维护本国的大国尊严及日本天皇的威望，对渤海使团来日全程接待，规格很高。

　　在渤海使团归国时，日本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国风范，以上国的姿态对待渤海，回赐的礼物往往要多于渤海进献的礼物，对渤海使者的赏赐也十分优厚。接待排场过大、赏赐过多，渐渐的对日本的财力造成了负担，日本与渤海的贸易往来也始终处于逆差状态。

　　日本为了减小渤海使来日对日本造成的负担，于是在公元798年规定，渤海使来日六年通聘一次。但是渤海方面则认为六年通聘一次，时间太长，渤海国王大嵩璘在写给日本天皇的国书中请求日本将通聘间隔的时间缩短一些。

　　日本天皇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威望，答应了大嵩璘缩短通聘间隔时间的请求，放宽了对渤海使来日的时间限制。公元824年，日本国内连年受灾，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渤海使频繁访问日本，日本不堪负担，将渤海使通聘日本的时间间隔延长到十二年。但是渤海使者前往日本，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受到日本贵族与民众的欢迎。渤海使者带来的貂皮等土特产品，日本的上下阶层都十分喜欢。

　　渤日贸易是大势所趋，更是渤日人民的共同需要，尤其是渤海方面，更是渤日贸易的受益者。所以渤海经常不遵守日本十二年通聘一次的规定，私自前来。日本朝廷对此甚是不满，在公元824年以后，渤海派遣使者来日十三次，其中只有七次受到了日本朝廷的接待，其余六次均遭到日本朝廷的拒绝，甚至不许渤海使者入都城。

　　渤海使者飘洋过海来到日本，携带了大量的货物，日本朝廷拒绝接见，因此不能与日本朝廷交换礼物和进行官方贸易，而这些货物却受到了日本民众的欢迎，渤海使者就与日本商人及各个阶层的日本民众进行私下贸易。

　　渤海与日本两国关于渤海使者通聘日本的年限之争，体现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利益考虑。渤海国在渤日贸易中处于顺差，每一次出使日本都能给渤海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渤海当然希望通聘日本间隔的时间越短越好。

　　而日本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上国尊严与地位，每一次接待渤海使者都花销巨大，对渤海国的回赠和对渤海使者的赏赐都过于厚重，造成日本在与渤海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经济负担十分沉重，所以才会在渤海使者通聘日本的时间上加以限制，延长通聘间隔时间。

　　渤海与日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平等地位还是宗属关系。日本方面的记载，描述两国的关系倾向于宗属关系，但我们不能单方面从日本史料的记载中进行判断，因为这些史料都是日本朝廷编写，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其中会故意提高日本的地位，美化日本的形象。

　　在日本的官方史料记载中，不仅仅是渤海被描述成是日本的属国，新罗、甚至是唐朝都被日本刻意降低了地位。

　　唐使带给日本天皇信物，用词是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的“贡”，而不是地位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献”或者“进”，这个用词就十分有趣，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表达的意思却大大不同。

　　从日本与唐朝的关系来看，日本方面不认为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国，但是日本派遣到唐朝的使者，却被描述成了藩属国的使臣前往宗主国朝贡。唐朝将日本派去的使者定义为藩国的朝贡者，日本在心理上是有准备的，甚至是默许的。而唐朝将两国关系更是明白无误的看成是宗主国与藩国的关系，甚至在唐朝眼里，日本的藩国地位还要在新罗之下。

　　日本与新罗曾共同参加唐朝的宴席，按照唐朝安排，日本的座位次序要在新罗之后，这让日本不能接受，在经过日本使者的“据理力争”之后，这才将日本使者的座位次序调到了新罗使者的前面，从这就可以看出，日本在唐朝看来就是自己的藩国。

　　唐朝像对待其他藩国一样对待日本，宣告自己的旨意时，对日本也是采取“敕书”的方式，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唐朝对待日本的态度。

　　但是日本显然对“敕书”这种昭告形式不是十分接受，这有损于日本的尊严，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现实，只能选择忽视这种情况。

　　历史上，自从日本遣隋使因为国书问题惹怒隋朝后，在与唐朝的交往中，日本就再也没有采取国书这种形式，这样可以避免再在国书礼仪问题上与唐朝产生争执，以保全自己的国家尊严。

　　与日本不认为自己是唐朝的藩国一样，渤海同样不认为自己是日本的藩国，渤海对唐朝履行着一个藩国应有的义务，承认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国。

　　在渤海国王写给唐朝皇帝的表文中，十分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以一个藩臣的名义来进行上表，但是在写给日本的国书中，却以姓名代替，这很明显的表明渤海不认为自己是日本的藩国，自己的地位与日本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日本与唐朝来往从不书国书，没有明确的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属国，在这一点上渤海显然不占优势。

　　将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与日本同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渤海与日本的关系并不是宗藩关系。日本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日本天皇的威严，故意将自己的地位抬高到渤海之上，以满足自己的国家尊严。

　　但是实际上渤海并不这样认为，而日本对渤海的这种态度也无可奈何。如果说渤日关系与唐日关系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日本遣唐使来到唐朝不会携带国书，而渤海遣日使出使日本时需要携带国书，这让日本免去了因为国书礼仪问题而与唐朝发生争执的困扰，渤海在这一点上相对于日本处于不利地位。

　　不管怎么说，渤海与日本之间虽然不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渤日之间绝不是藩国与宗主国的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性质。